我自橫舟向寂寥

以下轉載文章，出自「加加網（wd5.com）」

2017年3月17日 15:30

著名作家：簡直變態！被海關扣留那一刻我恨美國

本文作者：澳大利亞兒童文學作家曼姆‧福克斯

來源：加加網(wdf5.com) http://www.wdf5.com/?action-viewnews-itemid-611948

我在洛杉磯機場過美國海關時，被工作人員從入境的隊伍里拉了出來接受詢問，這並非因為我是“澳大利亞著名作家曼姆·福克斯”——在美國沒人知道我的這個身份——此時我只是一名普通旅客。原因其實是，美國海關以為我在美國工作，卻並未持有相關簽證。

　　實際上，那天我是作為一場文學學術會議開幕式上的主旨發言人，正趕去參會，為此會議舉辦方還向我支付了酬金。但正因為會議主辦方支付了我此次行程的所有開銷，美國海關對我說：“我們有更多問題要問你”。於是我就被帶到了一間小屋子，和另外20幾個人一起等了1小時40分鐘之後，我又被盤問了15分鐘。

　　本文作者、澳大利亞兒童文學作家曼姆·福克斯（資料圖）

　　那個房間和普通的等候室相似，只是更為陰森恐怖。牆上貼著一張不太明顯的告示，警告大家不能使用手機。在這個房間裡，任何違反這條規定的人都被大聲訓斥：“別用手機！”房間裡的員警態度粗魯，他們似乎除了訓斥不會講別的話，而且所有人的一舉一動都被嚴格監視，毫無保留。這個房間裡發生的事情真讓我做為人類感到羞恥，實在太可怕了。

　　那天有一位大約80歲的伊朗老嫗，穿著一件淡紫色的小開衫，坐在輪椅上，而美國海關的工作人員卻對她大吼：“阿拉伯語？阿拉伯語？”反復厲聲吼叫之後，她終於大致猜到了對方的意思，這才回答：“波斯語。”我當時就在想，老天，幫幫她吧，作為伊朗人，她面臨怎樣的命運？

　　還有一位臺灣女性，海關大吼著盤問她的收入來源，但她沒聽懂對方的問題，於是那個海關官員就沖她大喊：“你的錢從哪兒來的？從樹上長出來的嗎？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？”這樣的場景太可怕了。

　　還有一個婦女帶著嬰兒，然而這個房間既沒有盥洗室，也沒有飲用水。設想，要在這個房間待上幾小時，胸前捧著一個哭鬧的嬰兒，或者急需給孩子餵奶，如果是我，我的天……我絕對承受不了，這個房間散發出的非人道氣息，讓我心如刀割。

　　當他們終於叫我去詢問時，我正在重讀一本40年前自己就讀過的小說——謝天謝地我手邊有本小說。書名是司湯達的《紅與黑》——這本19世紀的小說適合長途飛行時閱讀，能讓人沉浸其中無法自拔——但後果是，我看得太投入，竟然沒聽到他們叫我的名字。我前面一個女子回過頭說：“他們在叫福克斯”。然而我並不知道應該去哪個小隔間接受詢問，正在猶豫之時，一個全副武裝的男人突然出現了，擋在我面前並沖我大吼：“不是這兒！去那裡！”我客氣地道了歉，說我因為看書看得太入迷所以沒聽見自己的名字，他回答道：“那你想讓我幹嗎？讓我在這兒等著你看完小說嗎？”——他的聲音洪亮，傲慢無禮，我真得被他嚇住了。

　　他們的問詢方式也非常可怕。如果他們看到我手提箱裡的書，就會知道一切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——我帶了一本自己的新書《我也是澳大利亞人》。這本書的主題是移民，歡迎人們到另一個歡樂的國度生活。從中可以看出我的一大人生信條：我向來看重包容性、人性與人類社會的統一性。我的包裡還有自己的另一本書《十個小手指和十個小腳趾》。於是我就跟美國海關講了我帶了些什麼書，這些書所表達的包容主義內涵，而對方卻沖我大吼：“你以為我不識字嗎！”

　　對方年紀估計連我的一半都不到——我雖然還沒到70歲，但也早就不年輕了——然而，我全程都是站著回答問題的。質詢過程充滿火藥味，令我膽戰心驚，為了安撫我怦怦亂跳的心，我不得不將右手的手掌捂住胸口。

　　那些海關人員也沒有絲毫歉意。當對方終於得知我的《十個小手指和十個小腳趾》是澳大利亞政府贈予喬治王子（英國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的長子——觀察者網注）的官方禮物之一時，他伸出手對我說：“很高興認識你，福克斯女士”。問了那麼多問題，他最後的這句話讓我接近崩潰，差點暈倒——這種轉折實在太詭異了。

　　我全程客客氣氣、彬彬有禮，飽受他的詰難，他卻竟然說“很高興”，讓我大跌眼鏡——他這般百般刁難，竟然還享受其中，簡直變態。

　　那一刻，我真得很討厭美國，我討厭那個國家。其實，那已經是我第117次赴美了，我也知道大部分美國人都非常慷慨熱心，這麼多年來，他們都待我很友善。我也知道，這份恨意過一兩天就會淡去，但交朋友絕不是這樣子的。要知道，澳大利亞可至始至終支持著美國人大大小小的戰爭，而今他們這樣對待一個澳大利亞人，實在是太過於忘恩負義。

　　那天，我在酒店的房間裡氣得發抖。我打電話給一位美國朋友，她是個編輯，我在電話裡向她哀嚎，她讓我不妨將這段經歷寫下來——於是我寫了兩個小時。那晚，我本來打算睡足8個小時，卻只睡了一個半小時就被自己哭醒了——這段經歷給我帶來了極大的精神創傷。

　　我回到澳大利亞後收到了美國大使館的道歉信，信的內容讓我安心許多。同時，我也接到了許多美國人和美國作家的來信，對我表示安慰與支援。

　　我能夠理解美國海關的工作人員也許並沒受到良好的訓練，但現在的問題是，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場所擁有不可置疑的絕對權力，不管態度多惡劣、多具有攻擊性都不用擔心後果。於是他們像發了瘋一樣。一個公職人員被授予夢寐以求的絕對權力，卻沒接受相應的訓練，其後果不堪設想。

　　我能說一口流利、清晰的英語，他們都能讓我感到無助、渺小，那麼其他不會說英語的人境遇又會如何呢？我不斷地思考，作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、英語為母語的女性，又是白人，我都會遭受這般待遇，那麼其他人種呢，他們又會受到怎樣可怕的對待？

　　這一點讓我傷心欲絕。要知道，我被從隊伍里拉出來詢問，並非因為我是個革命積極分子——然而，我的天，我覺得我現在已然變成了這樣一個革命積極分子。我在自由、尊嚴的前線戰鬥。如果我們不起身大喊，理性將無法取得勝利。因此，我將放聲大喊，為人權怒吼。

　　這次經歷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改變，我以前僅僅認為自己是個積極分子，但這次事件後，我變成了革命主義者。我不能讓相似的事件再次發生。自此，我不會坐在沙發上自艾自憐，相反，我會給政治家寫信、給各路人士致電、給報紙投稿、參加電臺節目——我不會再保持沉默，不會再保持被動，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。